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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监管收紧趋势逐渐明朗，民营金融控股公司反应迅速，海航系、中植系、明天系纷纷剥离相关业务，“主动瘦身”，这有助于我国金融监管进一步落地。影响惹争议过去几年中，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步伐显著加快，除银行、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机构相互渗透综合化经营外，相当数量的非金融主体也纷纷涉足其中，形成了数量众多、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各类金控平台。

京港澳集团、奥亚德经贸和王子华等辩称，原告张超主张的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，超出国家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，应予调整至年息24%；按照受法律保护的最高年息24%计算，计算至2018年2月15日，应计利息为325.33万元，被告已经实际归还968万元，被告已归还部分扣除利息后的余额642.7万元应该抵扣本金，剩余应还本金为3357.33万元。

赖小民的故事恰恰验证了这一点。赖落马后，多方报道称其身旁多有江西老乡，大学同学也多。因牵涉赖小民一案被带走的中国港桥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廷安，就是其同学兼老乡。这种人情网络，为不法行为留下诸多操作空间。如《国家监察》专题片所言，金融行业的专业性、分业监管带来的空档，加上赖小民有意逃避监管，外部监管难以抵达，而华融公司的内部监督也形同虚设，实际作用有限。

7．杠杆过高、债务风险。对于战略不聚焦的要限制借贷水平；8．管理者及人才培养选拔的局限。选人者责任、选人的标准、评价及更换、人与战略目标的匹配、信任及授权，每一个都是大题目。有着巨大的改革需求。我常说，选错一个人三年时间就浪费掉了，选不好持续下去更完蛋，这时你的竞争对手在发展、世界在发展。当然，这是个综合性课题，要解决什么标准、怎么评价、怎么更换等；

“宏观层面，组建国家宏观金融风险预警系统，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监测、预警以及国际金融风险走势监测；微观层面，结合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技术，建立地区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系统，根据宏观层面的预警监管指令，加强本地区金融机构风险的早期预警，及时提供科学的预警信息，真正发挥金融监管机构未雨绸缪的作用。”黄剑辉如是说。

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，中国的国有企业逐渐产生并发展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当时的共产党对发展中国经济的愿望、远见和魄力非常强。中国国有企业体制在“一五”期间的156个苏联援建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的集中统一管理的基础建立起来，今天我们知道的汽车、电力、钢铁等大量的工业都是那时候建的。当时我们的民族是刚刚被欺辱、蹂躏过，经历过战争，举全国之力以及苏联老大哥的支持建立起工业基础。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否定和抛弃。